“袁大頭”在紙幣收藏收藏界被稱為銀元之寶，它是我國近千種近代銀幣中，流傳最廣、影響最大的銀元品種。俗話所說的“袁大頭”，指的是民國三年(1914年)開始鑄造的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。這種銀元在抗戰前曾廣泛流通，此后也長期存在，是近代中國幣制變革中的一個重要角色。
      　　“全國騷然，危亡立見”——幣制改革勢在必行
      　　宋代起白銀就已成為中國的通用貨幣，主要形式為寶銀，按兩計值。由于寶銀在形式、重量和成色上都沒有統一規定，為其流通帶來諸多麻煩。到了清代，紋銀成為標準銀，但各地紋銀重量標準不盡相同，折算標準十分復雜，即使是行業中人，也很難搞得很清楚。與紋銀的混亂形成鮮明對照的是，外國銀元形制精美，成色劃一，計枚核值，使用方便，因此深受市民歡迎。道光年間外國銀元已深入內地，成為通用貨幣的一種。流入中國的外國銀元有十多種，在鴉片戰爭前后幾十年間流通的是西班牙本洋(即“佛頭元”)，后來則是墨西哥鑄造的“鷹洋”。
      　　光緒十三年(1887年)，兩廣總督張之洞鑒于中國市面流通的全是外國銀元，奏請自鑄，力謀抵制。經清政府批準，1889年廣東銀元局開始試鑄，1890年于市面，因其背面鑄有蟠龍紋而被稱為“龍洋”。自廣東之后，湖北、直隸、安徽、浙江、奉天、吉林等省也紛紛設廠鑄造，所鑄銀幣統稱“龍洋”。
      “龍洋"流通漸廣后，清政府遂下令將龍洋作為法定貨幣行使，完糧納稅，都能通用。
      　　然而各省鑄造銀元，卻和當初鑄造紋銀一樣，不僅重量和成色不能統一，數量上也難以控制，．加劇了貨幣的亂，改革幣制遂成為清末朝野反復議論的重要課題。1909年清政府公布《幣制則例>，規定采用銀本位，并鑒于銀元已經廣泛流通，以元為貨幣單位，統一鑄造重量七錢二分、成色千分之九百的大清銀幣，以期取代各省龍洋。1910年度支部又奏改幣值調查局為幣制局，以此為督理幣制機關。但不久，辛亥革命爆發，各省因急于用款，不僅加工趕鑄銀元，還濫鑄銅圓，濫發鈔票和軍用票，幣制更加紊亂。
      　　民國建立后，中央財政幾乎有出無入，財政危機十分嚴重。當時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籌款辦法主要有三種，即增稅、借債和發行紙幣。政府最初主要依賴外債，然而借債要還，．終非長久之計。從短期來說，發行紙幣亦不失為斂財妙法，只是紙幣是銀元的代表者，是兌換券，若沒有銀元的充分準備和廣泛流通，紙幣信用亦難確立。孫中山、黃興曾主張發行不兌換紙幣，其根本仍在于整理銀元、統一銀元和紙幣發行權，否則將如袁世凱、熊希齡所言，
      “全國騷然，危亡立見。此時此刻，此情此景，幣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緩——“袁大頭"銀元正是基于此而誕生的。
      　　“惡本位勝于無本位”——一波三折的本位確定
      　　民國政府的財政危機，其解決根本在于整理財政，而幣制為財政之總樞，統一幣制成為當務之急。欲推行幣制改革，必先確定本位。當時普遍認為采用金本位和金匯兌本位為大勢所趨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，時任財政總長的陳錦濤向大總統孫中山提出幣制綱要六條，主張采用金匯兌本位制。無論是金本位制還是金匯兌本位制，都需要有相當的黃金儲備，但中國的黃金儲備少得可憐，無論如何滿足不了需要。另一方面，當時國內流通著大量白銀，如實行金匯兌本位制，這些白銀該怎么處置?顯然，陳的建議并不具備現實基礎，在這個時候實行金本位制或金匯兌本位制還為時過早。
      　　袁世凱繼任大總統后，繼續謀求幣制改革。1912年秋，政府在財政部下設幣制委員會為籌議幣制機關，還聘請了正在訪華的荷蘭貨幣金融學博士衛斯林為名譽顧問。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為顧問的衛斯林向幣制委員會提出了《中國幣制改革芻議》，主張在采用金匯兌本位制之前，應暫時并用金匯兌本位和銀本位兩種制度。1913年春，幣制委員會設專任委員，詳細討論幣制改革方案，在金、銀、金銀并甩三種意見中爭論不休。最后，幣制委員會拿出的報告書中，還是將金匯兌本位制列為首選，而弊多利少的銀本位制則被棄置一旁。
      　　1913年秋，幣制委員會撤銷，幣制改革問題移交國務院會議繼續討論。時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的熊希齡對幣制改革十分熱心，他認為采用金本位乃世界大勢所趨，中國也必須以此為最終目標，但是又認為目前不易辦到，應根據國內習慣，先用銀本位來統一貨幣，等將來商業發達之后再改行金本位制。按照熊希齡的解釋，雖然銀本位不好，但“惡本位勝于無本位"，實行銀本位制是推行金本位的必然前提。在他的推動下，袁世凱政府最后于1914年2月公布了《國幣條例》及實施細則，規定國幣以一元銀幣為主幣，總重七錢二分，成色九零，即含庫平純銀六錢四分八厘，其成色與法定成色之公差不得超過千分之三。國民可以將生銀交托政府代鑄_元銀幣，每枚收鑄費庫平六厘。
      　　為了能實行《國幣條例》，袁世凱政府又于1914年3月8日設立幣制局，任梁啟超為總裁。梁啟超在旅居日本時就認識到整理貨幣、流通金融為中國救亡圖強之第一義，把幣制改革看得相當重要，當時剛從司法總長位上辭職的他對袁世凱政府仍抱有幻想，所以欣然接受了幣制局總裁一職，希望在幣制改革上有所建樹。梁啟超于3月10日開局就職，以滿腔熱情撰寫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幣制金融的條例、辦法和文章。在幣制改革的觀點上，梁啟超與熊希齡意見一致，即先用銀本位作為過渡，整理并統一國內貨幣。
      　　整理貨幣的關鍵是經費問題。當時袁世凱政府正以幣制改革為名向四國銀行謀求“幣制借款”，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各國忙于戰事，無心理睬，幣制改革前途暗淡。此時梁啟超仍充滿信心，認為大款無望，小款也可。他準備一邊鑄造新國幣，一邊以此為準備發行兌換券，而發行兌換券只需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準備即可，兩年內約可鑄造主幣4億元，輔幣6億元，再發行兌換券8億元，到1916年末全國通用貨幣可達14億元，新幣制基礎即可大定。他向袁世凱提出，只要有500萬鎊，夠六個月運用，隨借隨還，兩年內即可將國內硬幣和紙幣整理完畢，而且還可以有數億元的鑄幣余利與保證準備發行的兌換券，應國家需要。然而這有著美好前景的建議卻并未打動袁世凱，梁啟超屢諫不聽，心灰意冷之下自劾而去，幣制局也旋于1915年2月被撤。財政部在接收幣制局之后，重新設立幣制委員會，繼續討論有關幣制的重要問題。
      　　廢“龍”驅“鷹”——“袁大頭"一統幣市
      　　在此期間，新幣鑄造計劃并未停止。財政部準備按照《國幣條例》，令天津造幣總廠及南京、武昌等造幣廠開鑄國幣一元銀幣，但是負責發行的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認為新幣與舊幣成色不同，價格自難統一，推行不易。按規律，新幣成色若高于舊幣，反易被舊幣驅逐，清末發行的大清銀幣就因此被大量熔毀。當初制訂《國幣條例》時，以為可以獲得幣制借款，能夠迅速回收舊幣，改鑄新幣，所以規定新幣價值較高，現在既然借款無望，也只能加以變通。于是財政部議決改從原北洋造銀元標準，成色八九，公差仍為干分之三。這一改動雖與《國幣條例》不符，但它使新幣可以分期、分區陸續推行，是新幣發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      　　與此同時，、新幣式樣亦經大總統袁世凱核準，新銀幣一面摹鐫大總統袁世凱側面肖像和造幣年份，另一面雕印嘉禾花紋，中間刊有一圓、中圓、二十分、五分等字樣。1914年12月24日，天津造幣總廠首先開鑄新銀主幣，接著南京、武昌等造幣廠也開始鑄造，191
      5年1月新幣開始發行。新銀元因有袁世凱頭像，一般稱為“袁像幣”，又有“袁大頭’’、“袁頭”、“大頭"、“袁像"等俗稱，且各地俗稱不同，在西安稱之為“大頭洋”，在成都、重慶稱之為“人頭洋"，萬縣俗稱“老殼’’，長沙俗稱“光洋"。雖然“袁大頭”銀元上標有鑄造年份，但并沒有每年啟用新鋼模鑄造。后來天津造幣總廠按規定趕制注有“中華民國八年造"字樣的祖模，因受一戰影響鋼料缺乏，一再輾轉遷延，等到祖模設計完成時已屆年末，不得已又改刻“中華民國九年造”幣模。據侯厚培著《中國貨幣沿革史》(上海世界書局1930年版)記載，當時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民國三年造、民國八年造和民國九年造三種銀元。銀元流通的時代，自然有摻和過多銅質或鉛質的假銀元，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別銀元真偽的方法，只要拿一塊錢敲另一塊錢的邊緣，真的鏗鏘有聲，假的會發出木木然的啞聲?；蛘哂脙芍改笞°y元中心，甩口唇向銀元邊際一吹，真的會發出很輕微而悠長的“殷"一般的銀笛聲，假的則沒有。銀錢業的從業員點數大宗銀元時，左手拿成疊的銀元陸續推出，右手拿一塊銀元依次敲響左手銀元的邊，邊敲邊聽，聽到聲音不好的就剔除出來加以鑒定。小商店的伙計們則會把這一塊錢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扔，聲音清脆的就收下，聲音發木就要求客人換一塊。“袁大頭"發行以后，在重量、成色上有嚴格的管理，每星期都要抽樣送財政部化驗，中國銀行公會也可隨時派員化驗，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委托各造幣廠鑄造“袁大頭”時也要隨時抽送化驗，對于不合格者均隨時熔毀，絕不遷就。因此，“袁大頭”一進入市場，就信用昭著，深受商民歡迎。曾為袁世凱總理財政的梁士詒回憶，天津造幣總廠開鑄“袁大頭”后的最初九個月，每日鑄造量達30萬元，使得“袁大頭"迅速流通開來。此外，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經與上海錢業公會協商，于1915年8月1日取消洋厘之．“龍洋”行市，代以新幣“袁大頭"，于是“袁大頭"通用范圍由北方而擴展到南方。1919年7月5日上海錢業公會又取消“鷹洋"行市，“鷹洋”勢力被徹底廢除，“袁大頭"的地位大大提高，成為全國通用且為中外商界所認可的唯一主幣。
      　　亂世難濯，幣制改革如履污潭
      　　對于袁世凱來說，“袁大頭"上的側像固然有利于提升他的威望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大量的鑄造銀元，促進統一貨幣的推廣，進而發行紙幣是他獲得軍事經費的有效途徑，也是他復辟圖謀的重要措施。因此對于“袁大頭"銀元的流通和推。廣，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迫切。為了鼓勵各造幣廠加工趕鑄新幣，袁世凱甚至在1916年政府預算案中專門劃撥500萬元給造幣廠，其中二分之一為四個造幣廠員司花紅。然而當時幾個造幣廠鑄造能力畢竟有限，到1915年底新鑄“袁大頭”銀元也僅鑄有7100余萬元，中國銀行發行的“袁頭”兌換券也只有3000余萬元。當時中國、交通兩行實力充足，而且發行兌換券十分謹慎，有充分的現金準備，所以“袁大頭”兌換券的信譽也頗高，在財政部的積極推廣下逐步通行全國。后來袁世凱復辟帝制，梁士詒也主要依靠交通銀行為其發行兌換券墊款。復辟帝制失敗，紙幣信譽動搖，袁世凱政府下令停兌。191
      6年4月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曾引發兌現風潮，而中國、交通兩行各省分行多數未遵循停兌令繼續兌現，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兩行紙幣信譽。
      　　張勛復辟失敗后，1917年7月，梁啟超又在段祺瑞內閣出任財政總長，提出“改革幣制，整頓金融"的八字方針。對于幣制改革，梁啟超仍堅持主張先在白銀的基礎上統一貨幣制度。為了推行幣制改革，梁啟超聽從熊希齡的建議，一面以緩付五年的庚子賠款發行5000萬元公債，一面兩次向日本借款1450多萬元，想徹底改革幣制，整頓金融，把北洋政府的財政引上良性循環的軌道。然而，段祺瑞政府軍費開支急劇增加，每年緩付的1300萬元庚子賠款不得不拿來充作軍政開支，幣制改革無從進行，梁啟超上任不足四個月即悄悄離京，漫游歐洲去了。
      　　“袁大頭”銀元開始發行不久，幣制委員會鑒于新幣與《國幣條例》規定不符，建議修訂該條例，以確定新幣的國幣地位。同時，該委員會還認為《國幣條例》純粹采用銀本位，與金本位毫無關系，如果不設法做些準備，恐怕永遠不具備采用金本位的條件，所以主張試鑄金幣。1918年8月，財政總長曹汝霖負責制訂了《金券條例》，準備在日本的支持下發行金券，遭到全國上下和英、法、俄等國的聯合抵制，被迫取消。在《金券條例》取消后，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龔心湛、財政次長李思浩又提出幣制計劃大綱，擬通過借外債推行金本位制。1919年天津造幣總廠鑄造了袁世凱金幣，分為十元和二十元兩種，上有“民國八年"字樣，此外還有一種十元的袁世凱洪憲紀念金幣。因數量較少，時局動蕩，袁世凱金幣的歷史作用十分有限。此后，以金匯兌本位制芍目標的幣制改革偃旗息鼓，暫告一段落。
      　　銀元絕響——大幕終落史留痕
      　　1927年北伐勝利之后，國民政府下令停鑄“袁大頭”銀元，改鑄總理新幣，俗稱“孫頭"(或稱“船幣”)。此后國內就通行“袁大頭”和“孫頭”兩種銀元，其成色基本相同，可以通用。
      　　“袁大頭”通行之后，生銀流通漸少，從百姓日常使用、完糧納稅，到官款出入都改為銀元。盡管如此，銀兩制度仍保留下來，內地各省尚有以銀兩為通用貨幣的，通商大埠商業往來還是習慣使用銀兩，國際收支更是如此。在上海錢莊和銀行匯集之區，每天清早可以見到行莊的老司務(即工役)背上負著一個黃藤笆斗，漆上了錢莊名稱的黑字，里面盛著銀元，互相遞解，數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鐵框厚木箱解款，寶銀多是裝成箱，大約60錠一箱，結算后用人力或車力運送。
      　　銀元與銀兩的并存對社會經濟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。在商業上，交易計算用銀兩，而實際收支用銀元，輾轉折合，貼水虧耗很大。既然生銀已經流通極少，各地平色分歧，自然多屬轉虛賬位，因此作為通用貨幣已無存在的意義。1933年4月，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廢止銀兩制度，規定所有收付一律使用銀元，1935年11月又宣布實行法幣政策，禁止銀元在市面流通，白銀收歸國有，限令各金融機構和民間儲藏的白銀、銀元交由中央銀行收兌。至此，以“袁大頭"為代表的各類銀幣完成其歷史使命，開始退出市面，銀元逐漸為法幣取代?？箲饎倮螅捎趪裾疄E發紙幣造成巨大通貨膨脹，久未見蹤影的“袁大頭’’銀元又在黑市出現，成為搶購對象。此后銀元黑市一直存在，直至解放后政府打擊黑市，收兌銀元，“袁大頭"才基本上從市面銷聲匿跡，如今已成為錢幣愛好者的收藏對象之一。
      　　“袁大頭"在中國貨幣史上的出現，是銀元發展的必然結果。經過多年鑄造，“袁大頭”數量增多，流通漸廣，雖僻處邊陬，也有其蹤跡。到1920年3月，天津造幣總廠及各分廠大約共計鑄成“袁大頭”銀元三億八千多萬元，另外還鑄成一些五角新銀輔幣。“袁大頭"銀元的通行的“鷹洋”、“龍洋”漸漸從市面擠出，促進了銀元的統一，為“廢兩改元”準備了條件，是我國近代貨幣史上劃時代的成就，在近代中國貨幣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 　　銀元之寶———袁大頭
      　　喜愛收藏錢幣的愛好者，對清代銀元一定有所了解。清代銀元在民間流通甚大。故以往收藏者對其
      　　不甚感冒。但近年來，銀元收藏熱在國內和國外市場持續升溫，引起收藏者和投資者的關注。
      　　提到銀元不能不提到袁大頭。辛亥革命后，袁世凱為了解決軍費和提高個人政治地位而發行銀元貨幣，因銀元鑄有他的側身圖像，故此又稱“袁大頭”。
      　　“袁大頭”有壹元、中元（五角）、貳角、壹角4種面值，版別紛繁，其中最珍貴和最稀罕的是民國
      　　三年的簽字版壹元，因在袁世凱像右側刻有意大利雕刻專家“魯爾治·喬治”的拉丁簽名“ L·GioRGi”
      　　而尤顯珍貴，它由天津造幣廠試鑄，并未流通，存世量極少，一般的收藏者難以目睹它的“廬山真面目”，甚至在錢幣拍賣會上也難得一見。據估計，其目前的價值在4~6萬人民幣左右，是近代銀幣中不可多得的珍品，為國內外錢幣收藏家所關注。
      　　而另外版別的壹元“袁大頭”中，加鑄“甘肅”兩字版同樣珍貴。該版別“袁大頭”是由甘肅造幣廠沿用民國三年的版別，在袁像左右加鑄“甘肅”二字，且只鑄造了數萬枚，目前存世量稀少，身價高達2000多元，同樣是藏家的收藏目標。
      　　此外，民國三年的“袁大頭”壹元，因為在正面的“中華民國三年”后沒有“造”字（其他年號版的后面有“造”字）及“民”字中有一“點”，而與眾不同，非常特別，成為眾多“袁大頭”中收藏、投資潛力巨大的版別之一。
      　　民國八年的“袁大頭”壹元有一特征是正面袁像胸襟花飾前內邊齒多一細齒，而無一空當（其他年號版有一空當），其存世量比較少，不少投資者都看好它的升值潛力，現在市價為120元左右，適合普通的收藏者。
      　　可能是一匹黑馬
      　　雖然“袁大頭”在市場上較常見，價格不是很高，但由于停止流通的時間較長，加上解放初期的大量兌換，僅存的銀元又大量損失，存世量很少，現在散落在民間的數量相當有限，決定了它的上升空間。
      　　“袁大頭”代表了中國近代的貨幣文化，反映了我國近代歷史、經濟、金融的歷史興衰和滄桑，具有很高的藝術觀賞價值和文物價值，也具有一定的保值和升值功能。
      　　“袁大頭”，是我國近千種近代銀幣中，流傳最廣、影響最大的銀元品種，隨著收藏投資熱的不斷升溫，中國機制銀元日漸走俏，價格一路上揚。對此行家們認為，以“袁大頭”為代表的中國銀元今后很可能成為收藏投資領域中的一匹“黑馬”。